人生短促,何以长存——《古诗十九首》 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******
作者:(周挥辉,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;毛军刚 ,系青年教师)
《古诗十九首》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《文选》 ,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 、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,沉淀为横纵古今、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。正如钟嵘在《诗品》中发出感慨 ,“文温以丽,意悲而远,惊心动魄 ,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”;刘勰也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击节称赞 ,“直而不野 ,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” ;胡应麟更是在《诗薮》中为之倾倒 ,“兴象玲珑 ,意致深婉 ,真可以泣鬼神,动天地” 。
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,大体有东汉末年说 、两汉说 、建安说三种 ,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 是东汉末年的桓 、灵之际。当是时 ,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,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 ,一种生命短促、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 。上承诗经楚辞,下启建安魏晋,浅浅寄言 ,深深道款,不作艰深之语,不写冷僻之词……一曲哀伤 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 的字里行间,将离愁别恨 、彷徨失意 、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。
往事越千年,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 的生命意识。在普罗大众 的印象中 ,轻生死 、重荣辱似乎才 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。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 、以死相从,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 、引刀自尽,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 、以头击楹 ,滥觞于春秋、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 。临近两汉 的尾声 ,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 ,人生 的意义 是什么?生与死之间 是什么关系 ?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?
《古诗十九首》 的生命意象
“意象”一词 ,当 是“情意”和“物象”的结合,也 是“主观”与“客观” 的统一。《文心雕龙》将“意象”视为“此盖驭文之首术,谋篇之大端”,“意”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 的主观情意 ,“象”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 的客观物象 。具体而言 ,意象就 是寓“意”之“象”,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 的客观物象,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 的东西 , 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象。
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,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 ,来抒发自己 的喜、怒 、哀、乐 、爱 、恶、欲等情绪 ,并最终汇聚成我国 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,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 、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 、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、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,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 、描述性意象 、排比性意象 、比喻性意象、扩张性意象。
具体到《古诗十九首》 ,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《青青陵上柏》《今日良宴会》《明月皎夜光》《冉冉孤生竹》《回车驾言迈》《东城高且长》《驱车上东门》《去者日以疏》《生年不满百》 ,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 、磊磊涧中石 、奄忽若飚尘 、促织鸣东壁 、白露沾野草、秋蝉鸣树间、伤彼蕙兰花 、将随秋草萎、人生非金石 、秋草萋已绿 、蟋蟀伤局促、年命如朝露 、白杨何萧萧 、松柏夹广路、寿无金石固 、白杨多悲风 。
首先 ,动物意象包括促织 、秋蝉、蟋蟀。由于促织是蟋蟀 的别名,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 。其一,蟋蟀成虫在夏日 ,平时在野外,深秋进屋避寒 ,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 。《诗经·蟋蟀》中的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逝”一句,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 、时间易逝的诗歌 。无论是“促织鸣东壁”还是“蟋蟀伤局促” ,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 ,表达 的也都 是对生命将尽 的哀伤与无奈 。其二,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,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 。《离骚》中 的“蟪蛄鸣兮啾啾,岁暮兮不自聊”一句,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、时光迟暮之感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秋蝉鸣树间” ,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、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。
其次,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 、野草、蕙兰花 、秋草 、白杨、松柏等 。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 ,大致可分为松、柏 、杨等乔木植物 ,以及花 、草等草本植物。其一,松 、柏、杨都 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,正如春秋《含文嘉》曰 :天子坟高三仞 ,树以松;诸侯半之,树以柏;大夫八尺 ,树以栾 ;士四尺 ,树以槐 ;庶人无坟,树以杨柳。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 ,四季常绿、寿命极长,象征万古长青、精神不死。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,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,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。《诗经》中的松、柏 、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 ,《古诗十九首》将理想 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,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 、世事无常 的伤悲 。其二 ,无论是受人喜爱 的蕙兰还 是无人问津 的小草,生长周期短则几日、长则不过一年。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,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 ,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 、岁月匆匆 的情感载体 。
最后,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、飚尘 、白露 、金石 、朝露 。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 ,大致可分为金、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,以及尘、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。其一 ,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 ,如《楚辞·招魂》中的“十日代出,流金铄石些”及《荀子·劝学》的“锲而不舍 ,金石可镂”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 ,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,盛行事死如生 、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 。《古诗十九首》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,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。其二,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,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 ,个体 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,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 。《庄子》中的“得其所一而同焉 ,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”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 ,《九辩》中 的“秋既先戒以白露兮,冬又申之以严霜”暗喻了生命的衰落,《薤露歌》中 的“薤上露 ,何易晞”象征着生命的短暂 ,飚尘 、白露 、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 、生命易逝的感叹 。
草木 、金石 、虫鱼 的深层意蕴
总体来看,《古诗十九首》对《诗经》《楚辞》有着明显 的继承 ,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:一类 是象征长寿 、永恒 的意象 ,用宇宙自然 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 的短暂 ,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;另一类是象征迟暮、速朽 的意象 ,突出暗淡、萧条 、寂寥、凄切的特点 ,表达悲凉、孤独、失意 、惆怅的心情 。岁月 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 ,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 、金石般永固 ,更似花草般脆弱、尘露般易逝 。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 的归宿 ,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 的人生呢?
对此,《古诗十九首》提出了两种思考 :一 是建功立业 ,例如“何不策高足 ,先据要路津。无为守贫贱,轗轲长苦辛”;二是及时行乐,例如“昼短苦夜长 ,何不秉烛游 。为乐当及时,何能待来兹” 。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,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 ,这导致两种观念皆“托为一意 ,托为一物 ,托为一境以出之” 。自此 ,后人也能从草木 、金石 、虫鱼等生命意象 ,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 的生命意识,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,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。
从哲学视野来看,《古诗十九首》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。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,华夏文明 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。商周鼎革之际 ,周人反思“大邑商”被“小邦周”取代 的原因 ,提出了“天命靡常,惟德 是依” 的观念,对殷商“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礼” 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,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。对上帝的虔诚 ,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 的主体性;对天命 的思考,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 的自觉。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“人类历史 的轴心时代” ,以孔子为首 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。进一步来讲 ,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 的自觉追求,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 、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。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 ,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 的世界观、历史观和道德观 ,并以和平颠覆 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。不过乌托邦式 的托古改制让儒生 的愿望落空 ,自此东汉 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。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 ,但其愈发走向繁琐、僵化和荒诞的现实,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 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 。身处帝国大厦将倾、儒学逐渐衰微、价值标准失衡 的时代,《古诗十九首》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,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,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 的愿望。不过从前文概述 的长时段来看 ,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 的觉醒 ,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 是个体自觉方面 。
从文学视野来看 ,《古诗十九首》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。文学由作家、作品、世界、读者构成 ,包含文学主体、文学形式、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 。任何一个民族 的文学史,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 的历史进程。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 、劳动说、卜祝辞说等种种,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 :《诗经》的创作主体 是贵族 、农夫 、妇女等群体,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,形式以四言诗为主 ;《楚辞》 的创作主体 是屈原、宋玉等个体 ,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 ,形式以骚体赋为主 。也正 是在历史 的轴心时代,孔 、孟 、老 、庄等人提出了“兴、观 、群 、怨”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 。两汉时期 ,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,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《古诗十九首》 。以《古诗十九首》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 :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 ,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,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,不过在官方儒学 的主导下以“寓训勉于诗赋”为主 ;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,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 的束缚 ,倾向于单纯 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 的工具 。从文学 的四个维度来看 ,中国古代文学 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,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。换言之 ,《古诗十九首》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 ,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 ,可谓 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 的先声 。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 的观察,“建安 、陶 ,阮以前 ,诗专以言志;潘 、陆以后,诗专以咏物”。
从史学视野来看 ,《古诗十九首》展现时势的变迁。春秋战国时期 ,世世代代 、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 ,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。身处大动荡、大变革、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,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“穷则独善其身 ,达则兼济天下”“太上有立德 ,其次有立功 ,其次有立言”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 的坚定信仰 。迨至秦汉新立 ,依靠军功选拔 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 的血缘贵族 ,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 的豪强地主 。东汉时期 ,先秦儒家 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,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 ,一个兼具地主、学者 、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。内外战争频发、土地兼并严重、门阀士族渐起 、寒族前途晦暗……东汉末年 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 、阶层固化、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,正如桓 、灵时期 的民间《童谣》所唱:“举秀才,不知书 ;举孝廉 ,父别居;寒素清白浊如泥 ,高第良将怯如鸡。”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 ,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 是人之常情 。换句话说 ,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 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 的自我麻醉 ,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,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。从这个维度上来看 ,《古诗十九首》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和代表性 ,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、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、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。
《光明日报》( 2023年01月09日 13版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